2004年2月7日,人們發現了特蕾西•;約翰遜(TraciJohnson)的尸體。位年僅19歲的女大學生,在一家制藥公司的實驗室上吊自殺了。與其他自殺案不同的是,約翰遜當時正在參加抗抑郁藥物的臨床試驗——她服用了試驗中的抗抑郁藥物。
這家公司就是美國禮來制藥公司(EliLilly),在他們的初期臨床試驗中,除了約翰遜,另外4名受試者也出現了自殺傾向。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(FDA)立即作出反應,向全美醫生發出警告:抗抑郁藥物可能增加兒童和青少年自殺的危險。
約翰遜的死讓醫生們意識到,治療兒童抑郁癥并不簡單,他們產生了這樣的疑問:難道治療比疾病本身還要復雜?雖然從二十多年前開始,醫生就用抗抑郁藥物為兒童治病,但這問題至今沒有確切答案。
格雷厄姆•;埃姆斯利(GrahamEmslie)是美國得克薩斯大學達拉斯西南醫學中心的精神病學家,也是最早使用抗抑郁藥物為兒童治病的醫生之一。在他的病人中,既有兒童,也有青少年,他們都曾患有嚴重的抑郁癥,然而能利用的治療方法只有一種——“談話治療”(talktherapy),這讓埃姆斯利頗感無奈。
百憂解(prozac)等一大批抗抑郁藥的出現,給了醫生們另一種選擇。這些藥物在成年人中取得了很好的療效,但對兒童大腦是否有影響,從未得到實驗驗證。面對無藥可用的窘境,埃姆斯利們別無選擇——給成年人服用的抗抑郁藥便闖進了兒童的世界,醫生們只能祈禱兒童服用這些藥物會利大于弊。
一切都是不確定的,但這無法阻止抗抑郁藥的“流行”:20世紀90年代,使用抗抑郁藥物的兒童和青少年人數呈幾何級數增長,安全隱患就此埋下。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科學家朱莉•;M•;齊托(JulieM.Zito)研究了兒童使用抗抑郁藥物的情況后,他發現,全美18歲以下的兒童中,大約有1,500萬在接受抗抑郁藥物的治療(數據來自美國保險業及公共醫療補助部門)。
自殺只是服用抗抑郁藥的潛在危險之一。多個實驗結果顯示,百憂解類藥物可能干擾兒童大腦的正常發育模式。雖然這項研究并未得到決定性證據,但用抗抑郁藥治療兒童抑郁癥,很可能是飲鴆止渴。服藥后,孩子的癥狀在短期內可能會得到緩解,但長大后會變得急躁、焦慮,并出現心理障礙。
改變大腦成形?
很多科學家贊成兒童服用百憂解等成年人的抗抑郁藥物,但也有科學家堅決反對:兒童時期是大腦成形的關鍵時期,如果這時服用抗抑郁藥物,改變了大腦成形,孩子的一生都會受到影響。
兒童和青少年到底該不該服用成年人的抗抑郁藥?很多科學家的答案是肯定的。但也有少數科學家提出異議,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精神病學系的臨床神經學教授阿米爾•;拉茲(AmirRaz)就是其中一位。他說:“大腦在幼年時期呈指數成長,服用抗抑郁藥可能影響或者改變大腦的成形,特別是在應對某些特定因素的時候,比如壓力過大、情緒不穩。”
服用百憂解、西酞普蘭(celexa),帕羅西汀(paxil),sertraline(zoloft)等抗抑郁藥,會影響兒童大腦中一種化學物質——5-羥色胺(serotonin)的濃度,而這種物質對神經信號的傳導非常重要。實際上,上述藥物都是選擇性5-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(selectiveserotoninreuptakeinhibitor,縮寫為SSRI),它們能抑制5-羥色胺在突觸間隙(synapticcleft,神經元之間的間隔)的再攝取過程,提高5-羥色胺的濃度。
拉茲認為,干擾兒童大腦中的5-羥色胺不是件好事。5-羥色胺不僅是一種化學信使,也是大腦發育初期的一種生長因子。它會促進神經突觸(synapse)的形成,讓兒童長大后獲得應對各種煩惱的能力。人體其他部位也有5-羥色胺,而且功能各不相同。在發育的關鍵階段,服用影響5-羥色胺濃度的藥物,可能會對大腦功能產生難以預料的影響。
不久前,傳統觀點還認為,大腦在兒童期會迅速發育,大約12歲時成形,開始正常運作。不管發育結果是好是壞,你一生都只能依靠這個已發育成形的大腦。
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(NationalInstituteofMentalHealth)的精神病學家杰伊•;吉德(JayGiedd)說:“大學教材至今還在用這一觀點教育學生。”吉德是顛覆此觀點的先驅之一。他和一些科學家發現,10多歲的青少年大腦仍在發育,并不斷變化和重塑,這一過程至少會持續到20多歲,甚至更晚。
利用最新大腦掃描技術,吉德證實,由神經元組成的大腦灰質在青春期開始之前,就經歷了一次爆炸式的細胞復制。在青少年時期,大腦“丟棄”自己不需要的神經元,“修剪”掉一部分多余的灰質。有些神經連接被強化,有些則被削弱。學鋼琴的學生聽覺能力可能得到加強,而在數學系學生的大腦中,這一部分就會被削弱,負責抽象數學思維的神經連接卻得到了加強。這就是神經學上的“用進廢退”學說(use-it-or-lose-it)。
(實習編輯:陳靜梅)